“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，为全面依法治国挖掘历史资源，让数千年积淀的宝贵精神遗产焕发新的活力，这是中国法制史学科的学术使命，也是我们这些学者要扛起的责任。”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，中国政法大学原副校长，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，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、博士生导师张晋藩被授予“人民教育家”国家荣誉称号。

　　今天，《人民日报》理论版“大家手笔”栏目刊发张晋藩署名文章《治学育人要不自满不懈奋斗》，人民日报社理论部“言之有理”工作室联合《环球人物》杂志社推出《94岁张晋藩，绝不躺在功劳簿上》短视频，以飨读者。

　　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的新年贺词中指出：“泱泱中华，历史何其悠久，文明何其博大，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、力量之源。”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，为全面依法治国挖掘历史资源，让数千年积淀的宝贵精神遗产焕发新的活力，这是中国法制史学科的学术使命，也是我们这些学者要扛起的责任。

　　我的童年是在伪满洲国统治下度过的，历史课不教中国的历史。“灭人之国，必先去其史。”侵略者就是要让中国人忘记自己的根。那时我就想一定要为国家富强而读书。知史才会爱国，学史更能明志。1950年，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，研习法制史。求学路上，何思敬先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他讲的很多东西，我一辈子受用。比如他讲外国法律史时，强调学历史是往后看，但人要往前看，学历史是为了以史为鉴、古为今用，让历史里有用的东西为现实服务。1952年我毕业后任教，从事中国法制史教学研究工作至今，何老的这些话一直影响着我。我现在也常常对学生讲，我们不仅要用放大镜看历史，还要用望远镜看历史，看看历史发展的前景是什么，要有预见性，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学历史的目的。

　　学习研究中国法制史也是为了认识现实、革故鼎新。中国人应该研究好中国法制史，了解中华法治文明的深厚底蕴，并为现实提供有益的、科学的、历史的借鉴。1979年以前，国外曾召开过3次中国法制史国际研讨会，都没有邀请大陆学者参加。日本、美国的法制史专家来华交流，说没有邀请的原因是不知道该请谁，也不知道中国有什么代表性的学术研究成果。这件事让我深受触动，立志要把中国法制史研究的中心牢固地树立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。1979年在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大会上，我就提议集结全国力量编成一本像样的中国法制史著作。然而，当时全国搞法制史研究的也就20人左右，无论是人力、财力，还是研究基础、资料状况，各方面条件都还不成熟。尽管如此，我那会儿就是有这种决心，一定能够把书编成。经过多番努力，这部共分十卷、以断代史为基础的《中国法制通史》终于在1999年问世。从这套书开始，中国法制史研究的中心牢牢建立在了中国。包括这套书在内，我们还历时23年组织编写了《中华大典·法律典》，历时16年完成了十卷《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》等中国法制史著作。有的著作还被翻译成多种外文出版，让外国学者进一步了解了中华法治文明，并认识到其重要性和影响力。

　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要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赋予中华法治文明新的时代内涵，激发起蓬勃生机。”如今，中国法制史学科研究对象更加明晰、结构范式更加确定、研究内容更加丰富。当前，我们更加紧要的事情就是培养人才。这句话不是空的，也不是口号，而是现实地摆在这儿。法学学科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，法学教育要处理好知识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关系。我们的学生不要读死书、死读书，而是要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做研究。搞研究必须创新，论文选题一定要有新意，辛辛苦苦弄一个重复性的选题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此外，还要经常回过头去审视自己的研究成果。例如《中国法制通史》这部“争气书”，如今在我看来，民法史和经济法史部分远不够详实，也缺少对全面依法治国的梳理总结，还需要补充、修改、完善。

　　习近平总书记说过：“党领导人民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，我们完全有理由因此而自豪，但我们自豪而不自满，决不会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。”我94岁了，身体小毛病不少。眼睛不大好了，查阅文字资料得用12倍的电子放大镜。但只要身体能顶住，我还要再多读一点东西、多做一些研究。现在每天还能工作三四个小时，做一点学问，每年还是会去学校给博士生上几堂课。党和国家授予我“人民教育家”这份至高无上的荣誉，我要倍加珍惜、不懈奋斗，不自满、不偷懒，继续潜心研究、认真教学，将所有为学、为人的知识传授给学生。